上海城隍庙，作为明清时期县邑级别的城隍专祠，在六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无数次的重建与修缮。其中，明万历年间的修建工程尤为重要，其规模之宏大、影响之深远，为后世所称颂。根据史料记载，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三年，上海知县刘一爌在多方支持下，对城隍庙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扩建与修缮，最终在万历三十三年四月完工，并立碑以记，即现存于城隍庙后殿东侧的《上海县重建城隍庙碑记》。这块碑文不仅记录了当时修建的历史，也见证了风雨的侵蚀，尽管文字已难以辨认，但其历史价值不容小觑。
碑文的撰写者为陈所蕴，一位明代后期上海籍的名宦缙绅。陈所蕴（1543-1626），字子有，号具茨山人，以其博学和诗文才名著称。19岁便在上海地区声名鹊起，并于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历任南京刑部员外郎、江岳参议、河南学政等职，最终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他的品性方严，为官清正，秉公执法，不徇私情，被誉为铁面郎，是明代后期上海籍名宦缙绅的代表。陈所蕴晚年回归家乡，广泛交往，热心地方事务，在上海及松江地区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著作《竹素堂藏稿》和《竹素堂续稿》等也是传世之作。
陈所蕴家族世代居住在上海老城厢，祖宅位于南梅家弄，距离城隍庙仅三四里之遥。根据嘉庆《松江府志》的记载，陈所蕴的宅院规模宏大，现今城隍庙的石砌仍可见其堂前旧物。陈所蕴还在老城厢宅旁修建了占地二十余亩的日涉园，这是明代上海三大私家园林之一，其遗址位于现今黄浦区书隐楼所在地。日涉园的设计和布局，以及陈所蕴在园中的生活情景，都被明代著名画家林有麟绘制在《日涉园图》中。
陈所蕴作为儒家士绅的知识精英，他的传统礼教立场和神祇崇祀观念遵循国家祀典，即以儒家礼法思想为核心的官方祭祀制度。他在碑记中详细阐述了城隍信仰的具体理解。他指出国家的地方行政制度与城隍神祇崇祀制度在社会功能上的内在一致性，即二者在守土化民、安定地方之功用上相契，且互为补充。这一点论证了尊崇城隍神、修建城隍庙的合法性依据，即城隍庙具有辅助地方治理与推行道德教化的社会作用。
陈所蕴围绕城隍神的神圣职司——捍大灾、御大患，即保境安民、守卫国土的职能，充分肯定了城隍神为百姓御灾捍患、护佑国家安定的功绩，这本质上符合儒家传统祭祀礼制的精神内涵。同时，地方官绅修建城隍庙、崇祀城隍神的活动，不仅体现了对城池守御功能的认知和对境土安宁的精神寄托，也昭示了地方官则神为政的象征意义，即在地方治理上以城隍神为榜样、为官公正廉明的象征。这种政治象征意义的背后，是对城隍神所承载的正直、公义等儒家道德观念与优秀品格的推崇。
陈所蕴的碑记不仅是对上海城隍庙修建历史的记录，更是对城隍信仰和儒家礼教思想的深刻诠释。他的阐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明代城隍信仰和地方治理的窗口，也反映了当时士绅阶层对于儒家伦理和道德价值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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